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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工起家的"创富寓言"—通城县亚科微钻总经理郑四来

作者:ylpcb2009  来源:PCB在线  时间:2010/8/29 18:17:00

 [心声录]

    每次回来,总有“满地都是亲戚”的感觉。

    ——从小吃“百家饭”长大的他,对故乡的情感难以割舍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今天这好日子。

    ——一个私营老板对党组织的朴素表白

    有了钱,要把气氛搞起来,互动起来,这才有味。

    ——郑四来致富不忘家乡,捐款近10万元建学校,打水井,修公路

    任何时候都不要忘了,你的裤脚卷起来放下去才多长时间?

    ——郑四来要求员工不要忘记自己是农民的儿子

    郑四来与他的亚科微钻

    17岁南下深圳,26岁个人资产超千万元,27岁回家乡办厂,29岁创办国内第一家生产精密微型钻头的民营高科技企业。通城县亚科微钻公司总经理郑四来以这样的传奇经历,书写着中国打工农民的“创富寓言”。

    从农民到打工仔,从打工仔到资本拥有者,从资本拥有者到回归创业明星,郑四来人生的三次转折,浓缩着中国农民工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转型史、发展史。

    三次转折背后,郑四来走过了怎样的艰辛路程?

  怀揣50元闯深圳

    通城县位于湖北最南端。这里既无铁路,也不通高速公路。8月中旬,我们来到距离县城17公里的麦市镇七里村。

    郑四来投资兴建的亚科微钻有限公司,坐落在一片低矮的丘陵地脚下,工厂周围,一栋栋水泥楼房掩映在绿树之间。

    “我们生产的微型钻头和铣刀主要销往珠三角和香港、韩国、日本。今年11月二期工程投产后,年产值可达1.5亿元,利税300万元,可安排100多个本地农民就业。”郑四来穿着休闲便装,从他的卡迪拉克轿车里钻出来,向我们介绍情况。

    平常人很难想象,如此偏僻的山区小镇,几十个山里农民,能够“玩转”这么一个原料、销售两头在外的高科技企业!

    七里村的乡亲也没有想到,十多年前从这里走出去的郑家“老四”,如今在祖祖辈辈勤扒苦做的土地上盘出这么大的名堂!

    10年的时空转换,留下了一个农民自强不息的前行足迹。

    那是一个创业激情燃烧的年代。改革开放的最前沿——深圳,磁一般地吸引着成千上万的内地打工者。郑四来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1993年,郑四来初中毕业,可家里太穷,学业无以为继,他决意走出大山。他从屉子里翻出在深圳打工的哥哥留下的一张字条,带着自己做小工赚来的50元钱,一路辗转来到深圳。“都市繁华迷人眼,却没有我的一杯羹。”个子小、没有特长、没见过世面,在看似满地是机会的深圳,郑四来只有以桥洞为家,以茅草为席,与满天繁星和嗡嗡乱飞的蚊蝇为伴。

    一年后,父亲不幸去世,郑四来与哥哥急忙赶回家。“那是四月初二,家里的早稻都插下去了,我大舅说:‘你们兄弟俩只能出去一个,留下一个照顾老娘’。”

    在深圳还没摸着门路的郑四来留了下来。“我拼命做农活,最忙的时候一天挑26担大粪,挑得肩膀发肿。”但他的打工之梦仍未泯灭,“过年了,哥哥回来,没给我娘一分钱,这下我就不干了,我跟娘说:‘我要出去’。”

    春节刚过,郑四来就走了。这一走,出去一个农民,回来一个老板。

    借资5万元当老板

    在亚科微钻公司简朴的办公室里,我们的采访不时被电话打断。

    由于室外太热,郑四来每次接完手机进屋,都是满身大汗。他一边擦汗一边抱歉地说:“都是广东、深圳那边打来联系业务的。”

    小山村连着大世界。郑四来在深圳的贸易公司每月销售额800多万元,“即使在家里坐等客户上门,也可以做到四五百万元。”

    我们很想知道,当初那个连保安服也穿不称身的打工仔,怎么拥有此等“创富神功”?

    郑四来笑称,他是愈挫愈奋,知耻后勇。

    郑四来先在一家公司当保安,因为裤角太长而卷起一截,老板看到了,说影响公司形象,罚他100元。天性倔强的他交完罚款,跳槽到一家港资企业当仓库保管员。

    在这家公司,郑四来买的货总比别人买的便宜一点。老板知道后,调他到采购部。这里有32个大学生,没人瞧得起他。“这些人没事时就谈书本上的东西,谈得我一楞一楞的,但要是谈国际时事我不怕,因为我经常看新闻。我可以跷着大腿跟他们狂讲一通。”郑四来就这样逐渐被人认可。

    但公司内部等级森严。有一次发月饼,写字楼里每人4个,一般员工每人2个,别人都是铁盒子包装,唯独郑四来领到的是纸盒子。

    有一个学核武器专业的博士生,月薪8000元,一次上厕所时看见郑四来在里面东张西望,竟将他大骂一顿。“我当时非常恼火,但又火不起来,人家是项目经理,白领呀!”

    接二连三的刺激浇醒了郑四来。他开始自学市场营销专业,攻读大专文凭,研习钢笔字,苦练粤语、闽南语,就不相信当不了这白领!

    机会来了。两年后,郑四来被另一家港资贸易公司老板看中,做老总的私人秘书,月薪1万元。“跟老板出去吃饭,我从不乱插嘴,吃完饭赶紧去埋单。”

    在这里,郑四来掌握了一大批客户资源,也渐渐熟悉了做贸易的门路,“初来时看上去像神一样的大老板,现在觉得其实很多还不如我们!”郑四来羽翼渐丰,有了自己当老板的念头。

    老总对郑四来说,你不要走,5年后我给你买套房子。

    这不是郑四来想要的。1998年,郑四来找亲友筹了5万元高息借款,在深圳注册锦天宏电子有限公司,做感光材料贸易。他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一个人跑单、拉货、送货。有一次为节约运费,他一次搬5大箱,中途拉货的车轮子坏了,他独自将5箱货品扛到交货地。

    路子打开了,赚钱就容易。经过几年打拼,郑四来已经有几百万元资产,这时他的心态发生了些许变化。有一次他到一个客户家里催收13万元欠款,“那人由于长年劳累,躺在家里,连话都说不清楚,看到这个情景我真的不想干了,心想现在赚的钱我一辈子也花不完,不如把钱存到银行安安稳稳过日子算了。”

    这个意念一闪而过,郑四来并未停下前行的脚步。1999年10月,他挫败诸多强手,取得美国杜邦公司菲林产品在中国的总代理权,公司业绩成倍增长。3年后,他的净资产达到1500万元。

    永远不甘人后,永远不要满足,这就是郑四来的“创富密码”。

    投入1000万元回乡办工厂

    顺境中的拼争,有时比逆境中的坚守更难。在亚科微钻附近,由村礼堂改造而成的塑胶制管厂正在开足马力生产。这是郑四来在村里办的第一家厂,现在由他的大姐夫谭四平打理。

    一身膏灰的谭四平提起郑四来,面露佩服之情,“当初看他年纪小,个子也不高,以为不是干大事的人,现在看他这一步走对了。”

    这一步,郑四来走得格外艰辛。2000年年底,通城县委、县政府在深圳举行同乡联谊会,听到来自故乡的亲切呼唤,郑四来萌发了回家乡发展的念头。

    2002年春节,时任县长的通城县委书记陈树林来到郑四来家,诚恳地对他说:“你回来试试吧,我们放手让你干!”

    一天家里停电,郑四来起身关电视机,无意中摸到墙上一堆电线,脑中“商念”一闪:电线这样裸露太危险了,要是办个厂生产塑料线槽,在农村兴许有市场。

    郑四来打开电脑,输入“塑胶”二字,网上资料告诉他,生产塑胶管有赚头!

    郑四来马上宣布自己的投资计划,并邀请姐夫加盟,没想到家人反对,姐夫也劝阻。他拿出激将法对姐夫说:“你在深圳这么多年还是个打工仔,回来就可以当老板,你不回来我就请别人干。”

    主意已定,郑四来投入300多万元买来德国设备,在众人疑惑声中,塑管厂开工了。

    市场印证了郑四来的判断,塑胶管在农村销路很好,这一年厂里赚了20万元。

    第二年,村党支部吸纳郑四来为共产党员,转正后让他担任第一副书记。

    塑管厂只是小试牛刀,郑四来开始筹划更大的投资行动。

    为表明诚意,郑四来自断退路,决定先把标准厂房建起来,再去寻找项目和人才。

    厂址选在七里村二组,有人说,一组的人凭什么来占我们二组的地?村民坚决不答应。

    郑四来无奈之下,另选靠近公路旁的一块地。这里有两户人家和几亩水田。

    村民邢林万说,我这是祖传的房子,你给10万我也不搬。有人放出风凉话:郑四来坐在椅子上一摇钱就来了,干嘛非得占我这点地?还有人说,他赚这么多钱关我什么事……

    一位妇女为阻止征地,跑到自家水田里滚上一身泥,再到郑四来母亲床上打个滚,吓得老人惊慌失措。

    这时,郑四来正在深圳四处奔走争取项目。闻听征地之难,他大为不解,但开弓哪有回头的箭,他不想让村民看笑话,“越是这样我越有动力,我就是要赚大钱给他们看看!”

    一次老乡聚会上,郑四来结识了在一家外资公司负责微钻技术开发的通城县五里镇人黎国甫。“我和郑总只喝了两次茶,就把所有问题都谈妥了。”小伙子年方30,技术精湛,现在成了亚科微钻的副总,以技术入股10%。“征地插曲”过后,一切柳暗花明。2003年6月,总建筑面积2000平方米的标准厂房如期竣工。9月,全部使用瑞典数控机床,耗资1000万元的一期工程投产。

    他们开发出一项核心技术,使微钻的生产成本降低50%,而价格比其他大公司略低,亚科微钻的产品现在成为市场上的抢手货。

    郑四来实现了自己人生最重要的一次飞跃。这一跃,为中国农民工生存方式的悄然转变提供了一个范例。

    通城县委书记陈树林解读——郑四来带来了什么

    2002年,时任县长的通城县委书记陈树林带着县里的干部,到深圳召集通城籍打工青年联欢。饱蘸浓浓乡情的声声呼唤,促使郑四来这样的创业有成人士回家兴业。他们的回归,给山区县带来了什么?“这些人必然要回来!”陈树林认为,打工人员回乡创业,是中国特有的经济现象。这种回归,将解决中国农村最根本的一个问题:农民工问题。对农民来说,打工是迫不得已的选择。年轻人都出去了,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留守孩子、留守老人、夫妻生活等等。

    陈树林举例说,通城常年在外打工的有10多万人,这其中可能有1万人在打工地安居,还有9万人最终要回来。从社会和谐角度看,10万人出去打工,至少有5至6万个家庭是残缺的家庭。如果农民在家门口照样可以打工赚钱,就没有必要背井离乡。

    陈树林说,郑四来不仅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而且对周边村民的工作方式、生活方式、思维观念都将带来潜移默化的影响。他们带回资金、技术、人才,更带回了先进的文明。“老百姓什么时候见过那么大的厂子,那么先进的设备?”而现在,这一切就出现在他们眼前。老百姓不用出远门就可以感受到现代市场经济的气息,实实在在地接受工业文明带来的变化。这一点,仅靠在外打工寄钱回来是无法做到的。陈树林认为,这是郑四来回归的社会意义所在。“也正是考虑到这一点,我们没有让郑四来进县城的工业园,而是让他留在村里发展,希望他像官桥八组的周宝生那样,带动村里更多人致富。”陈树林说,回归经济刚刚开了个头,如果再坚持5至10年,回来的人再多一些,农村的面貌必将大为改观。

  创业“宝典”

    10年漫漫创业路,“草根”长成参天树。郑四来身上有太多传奇色彩,透过这些传奇故事,我们看到一个坚韧不拔、进取有为、胸怀远大的新时期青年农民形象。13元钱“混进”广州1993年,我搭上郑州至广州的火车去打工。为节省路费,我只花13元买了一张武昌至长沙的票。车出长沙站一路南下,为躲避查票,我一整晚蹲在厕所里没敢出来。

    在广州下火车后,出站口检票很严,我只好折回,沿铁路线步行数公里,翻过一座围墙,就这样“混进”车水马龙的广州。

    最初的打工岁月里,我睡桥洞,躺香蕉地。夏秋季节,荒野之地,蚊蝇乱舞,每天早上醒来,身上成片的蚊子印,像长满痱子一般,奇痒难忍。在广州没钱坐公汽,交通全靠一双脚,从家里带去的两双布鞋都穿破了。

    13年后,我驾着卡迪拉克轿车往返于深圳和通城之间,却怎么也忘不了当初那13元钱和两双布鞋。勤奋换来杜邦公司青睐我自己开公司,靠借来的5万元起步。不久,美国杜邦公司到深圳寻找合作伙伴。我的贸易公司与其他大公司一起竞争中国总代理权。

    为争取到这宗“大买卖”,我苦寻对策。那段时间由于高度紧张,经常睡不着觉,太阳穴发麻。有时在房间梳头,梳了半天没感觉,一看才知道手上拿的是把牙刷。

    杜邦公司新加坡总部一位姓叶的老板,经常打电话到我的公司询问情况,却总是找不到我,因为我一天到晚都在外面跑业务。后来叶总对我说,我们把生意交给一个做老板还自己出去跑业务的人,放心。

    就这样,我取得了杜邦公司菲林产品中国总代理权,公司的局面一下子打开了。立志创出自己的品牌有人问我,你放着深圳的大生意不做,跑到这个闭塞的山里办厂,值吗?

    我有自己的考虑。我在深圳的公司一年销售额8000万元,我一个朋友也是在深圳做贸易的,一年做到5.6亿元。我跟他说,你现在做得很大,但你的“命根子”掐在别人手上,这很危险。必须建立自己的实体,创出自己的品牌。我办这个厂,就是想利用内地的优势,把“亚科”的品牌做起来。品牌树立起来了,客户就会主动找上门。

    这个厂建起来后,我明显感到周边人的思想观念在变。过去总有些人想占点小便宜,现在不一样了,大家都想着怎么去正儿八经地赚钱。有些村民教育不成器的小孩说,你有本事就像郑四来那样去赚钱!听到这里我感觉很爽,这也算是一种教育的品牌吧。(记者 任浩 通讯员 何泽平 游晴 戴星)

  通城兴起回归创业浪潮

    今年41岁的葛文原在深圳打工,1999年在东莞与人合伙办厂,此后又独立办公司。2004年8月,在郑四来带动下,葛文投资1200万元在麦市镇创办华鑫木制品有限公司,从深圳引进技术工人100多人,安排当地200多个农民就业。

    这只是通城回归创业潮头的一朵浪花。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通城县常年有10万人外出务工经商,仅在广深地区创办企业的就有400多人,其中不乏资产过千万元的大老板。

    近几年来,通城县以乡情亲情为纽带,引导外出务工人员回归创业。全县共引进回归项目386个,占招商引资项目总数的96.1%,回归资金10.8亿元,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由2003年的15家发展到42家,产值、销售收入、利税和工业增加值分别比2003年增长86%、72%、51%和79.6%。

    2005年,新华社《半月谈》杂志以“通城模式:用感情寻找发展机遇”为题,把通城“回归经济”总结为湖北省县域经济发展的三种模式之一。(记者 任浩 通讯员 何泽平 戴星 游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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